2019年5月18日晚7:00，第六十三期“中国科大传播论坛”系列讲座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区人文学院南坪105室顺利举行。此次论坛邀请四川大学新闻学院张放教授作为嘉宾，为广大师生做题为《传播学术语背后的“秘密”——怎样学习传播学理论》的讲座。本次讲座由科技传播与科技政策系于全夫老师主持，MJC中心副主任胡河宁教授出席并对讲座进行总结。
张放教授是四川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传播史论、网络人际传播。他先后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等期刊上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想象的互动：网络人际传播中的印象形成》等专著，并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首届全国优秀新闻传播学论文奖等学术奖励，入选了首批四川省“天府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讲座伊始，张放教授以“为什么学习传播学理论”的问题入手引起在场师生的兴趣。他分别以“视觉轨迹与网页版面设计”、“长尾理论与头部理论”和“意见领袖与网络舆论”三个案例展现了传播学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价值。接着他提出了“怎样学习传播学理论”的问题。为解答这个问题，张放教授从“传播学术语”一词出发，并结合自身的研究成果案例进行了详细说明。
媒介效果在我国大多数的学术研究中都被称为传播效果，张放教授发现这种翻译的使用存在很大问题，他通过耶鲁学派、哥伦比亚学派以及发展传播学相关知识来论证这个问题。张放教授系统讲述了我国媒介效果被译为传播效果的源头、为什么会这样翻译的相关历史原因，通过一步一步地探究，张放教授得出结论：“媒介效果研究”这一术语之中蕴含着以媒介为核心的丰富的学术史内涵，用“传播效果研究”来翻译和代替“媒介效果研究”，不可避免地会歪曲甚至遮蔽其背后隐藏的重要信息，因此，涉及到传播学史的语境下，应尽量按尊重学术历史和传统的原则使用专门术语“媒介效果研究”，而不宜代之以“传播效果研究”；在其他情况下，则可以酌情使用“传播效果研究”。
随后，张放教授以“受众民族志”这一传播学术语为例进一步描述了他是如何掌握传播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在与传播学有关的民族志研究中，他通过阅读相关文献发现了“受众民族志是否真的是民族志”这一问题。提出质疑后，张放教授开始探究“受众民族志”这一名词的源头，他发现这一名词最早是由英国学者戴维莫利提出。通过对比分析，张放教授发现与“民族志”方法相比，“受众民族志”这一研究方法缺乏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日常生活的实际浸没，日常交往世界的考察和细节性的参与考察。因此，他认为虽然在认识论、基本假设和概念上“受众民族志”与“民族志”存在共同点，但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存在差异。因此，“受众民族志研究”应该重新定位为“非浸入式诠释性探究”。张放教授还介绍了非浸入式诠释性探究对于当代媒介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最后，张放教授通过介绍国内关于“computer-mediatedcommunication”（后文统称为“CMC”）的翻译方式之间差别的例子，希望青年学子在学术研究中树立批判意识。他在研究过程中发现该词的翻译缺乏统一标准，常见译法为计算机中介传播、以计算机为中介的传播、以计算机为媒介的传播、网络传播、网络传播沟通、网络人际传播和计算机辅助传播。为了得到关于“CMC”最准确的翻译，一方面，张放教授找到了最早出现“CMC”一词的论文——《网的国度：通过计算机进行的人类传播》。他发现“CMC”最早所指的传播技术形态是于1970年问世的计算机化会议。该词在问世之初，“CMC”中的“communication”更多地侧重于“交流”和“互动”，“mediated”是“以……为中介”之义。此外，张放教授与首次使用该词语的学者交流发现“computer-mediated”是“computer network-mediated”的简洁表达，其内涵与中文名词“网络传播”中的“网络”基本等同。另一方面，张放教授通过文献研究发现“CMC”在出现之后涵义发生了演变。最终，他根据内容分析的结果，建议“CMC”一律直译为“计算机中介传播”；由于CMC与网络传播的内涵基本相同，中文论著中所提及的“网络传播”译为英文时可采用“CMC”。
讲座结束后，在场师生提出了如何发表文章，如何掌握研究方法和如何在研究中保持热情等问题，张放教授以自身经历对问题进行了耐心的解答。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张放教授接触了电子信息、法律、传播学和社会学领域。多学科的知识背景不仅让他掌握到了不同的研究方法，也让他在研究中找到了快乐。他激励在场的同学在研究中要不畏挫折，勇于探索，学会保持研究的源动力。最后胡河宁教授对张放教授的精彩报告表示感谢，他认为张放教授的讲座不同于课堂授课，给在场师生带来了一场深入浅出的学术盛宴。
